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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號大街與一個農民工的30年

稿源: | 作者: 本刊記者 孟依依/ 編輯 周建平 日期: 2019-03-26

上世紀80年代開始進城的第一代打工者,目睹和追趕了經濟發展最快速的30年,直到力氣衰弱,“無法跟上發展的節奏”,有些告老回鄉,有些繼續打工,還有的徘徊在去與留之間

蘇永禾與陳琴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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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到杭州任教的潘志琪住在城市東頭的下沙區,2010年秋天,住處附近是正在建造的施工區,他入住的小區空蕩蕩,幾乎只有他一人,連保安也費解為什么會有人選擇住在這里。但他第二天起床時走到陽臺,竟然聽到一陣熙攘的聲響,往下望看到一條初現雛形的棚戶區,“生活氣息特別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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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么有規劃和現代化的地方會有這樣一些東西,破破爛爛,也挺臟的。很神奇,很魔幻。”潘志琪揣了一臺小攝影機去了那片棚戶區,此后七年,他都不斷地在拍攝這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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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周圍工地的衍生品:用廢棄木材釘起來的桌椅、用繃緊的油布作屋頂和墻壁,春節時小賣部如果長時間沒人看店,店主就取點水泥把窗口糊上,然后趁水泥濕乎乎的時候寫上“春節回家”。而出沒在這里的都是來自施工區的農民工,以及他們的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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棚戶區所在的街道以數字命名,叫24號大街。街道所在的下沙區是從90年代開始開發的,集中了大量工業和科教資源,曾被聯合國環境規劃署評為“跨國公司最佳投資的開發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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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能把這些人的命運跟整個國家的大發展聯合在一起?在一個快速發展的國家,他們這些人的權利應該如何去保障?”潘志琪的鏡頭跟著一對農民工在這里生活三年,然后離開24號大街、離開杭州、離開東南沿海城市,又回到24號大街,試圖呈現一位一代農民工三十多年的生活方式和奇遇,并以這條街的名字為紀錄片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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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工——這已經不是一個新鮮話題,在大地上像城市的鋼筋水泥叢林一樣常見。其中上世紀80年代開始進城的第一代打工者,目睹和追趕了經濟發展最快速的30年,直到力氣衰弱,“無法跟上發展的節奏”,有些告老回鄉,有些繼續打工,還有的徘徊在去與留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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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澡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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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志琪起初想拍群像,因為這里就像“全國各地到處都有的新區”。于是在棚戶區轉悠時,他選擇了四組人物:那里有一對年輕的夫妻,男的叫國強,他“錯過了90年代的深圳,錯過了新世紀的上海”,如今來到杭州,在24號大街開餐館;有一戶生養著三個女孩的家庭,她們的父親是工地的電焊工,噪音傷損了他的聽力,所以講話特別大聲,有一次他大聲告訴潘志琪,家里如果沒有男孩的話,死了是不能進祖墳的;有一個中年男人,拿一桿煙槍,塞煙葉進去抽,他要賺足夠的錢然后回家蓋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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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他想法的是蘇永禾和陳琴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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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志琪注意到他們時,蘇永禾正光著膀子在街上搭棚,叼著一支快燒到屁股上的煙,打算開一家快餐店。他方臉,背微駝,常戴一頂藏藍色的鴨舌帽,皺紋、胡須和耷拉的嘴角讓他看起來總是心事重重的樣子。而陳琴妹總是沉默地跟著蘇永禾,看著他或者看著門口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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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打工三十多年,來自貴州的蘇永禾幾乎去過中國的所有省份,去云南做包工頭、往新疆挖金礦、跑海南找機遇、到三峽承包大橋,“他不是那種安分守己打工的人。”潘志琪曾形容蘇永禾是一個“幽默豁達而又玩世不恭、唯利是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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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往后又越發現不僅如此,他身上的故事足夠拍完一整部紀錄片,“因為他很復雜,有多面性,才能折射出社會很多有意思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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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永禾有一只一米來長的紅色澡盆,紅色塑料已經開始泛白,天氣熱的時候他就去擰開路邊的消防栓,接滿盆水,然后躺在里面泡澡,點一支煙,瞇起眼睛愜意地說:“這個盆我走到哪兒帶到哪兒,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每天泡個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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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盆我走到哪兒帶到哪兒,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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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志琪把鏡頭往遠處拉一點,會拍到穿白襯衫、西裝短裙和高跟鞋的女人從躺在澡盆的蘇永禾身邊走過,又皺著眉頭回頭望幾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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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潘志琪從荒涼的小區搬走了,但還是經常回到24號大街。棚戶區逐漸成型,那里白天晚上都變得熱鬧,更多人住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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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12年上半年,這塊衍生物要被摘除。好幾個夜晚棚戶區的人們都茫茫然不知所往,抱著小孩的女人想要連夜把冰箱運走,小賣鋪的煙已經斷貨好幾天,蘇永禾有時候躺在椅子上說,“干一天是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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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永禾還是把東西往三輪車上一裝,從棚戶區所在的地方往外開了十里路,打算在外圍的一片空地上落腳。那里的雜草長得有一人高,蘇永禾辟出一塊地來,支起毛竹搭棚屋,他預測這里會形成一條比24號大街還熱鬧的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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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的人來我的店里,鈔票大大地涌進我的口袋,這就是我的理想。”這個曾經做過小學代課老師的農民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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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館開張第一天,杭州下了雪子,還沒炒的菜整整齊齊碼在木板上迎接客人。蘇永和在屋里玩撲克,一張接一張擺下去,擺不下了,拐了個彎繼續。這一天,店里的營業額是11.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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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城管又來了,讓蘇永禾20天后搬走。“他媽的。”他罵罵咧咧蹦出幾句臟話,爬到一個小土堆上低著頭踱來踱去,像在找什么東西。他說,中國960萬平方公里,有沒有我的立足之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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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他們起身前往蘇州,潘志琪和他們失去了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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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志琪回到棚戶區拆除的廢墟上,還有人在城市邊緣支棱著木板做生意。這里看起來就像回到三年前,棚戶區還沒有成型,高樓成群的軀殼立在那里,周圍是藍色鐵皮屋頂的工人宿舍,再周圍是一片荒草地,人們白天在工地打工,晚上在荒草地擺攤做生意,或者吃飯喝酒,逛一逛街,理一理發,夜里下過雨之后地上會積滿渾濁的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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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沙區所有以數字命名的街道中,24號大街是最南邊的一條,離江岸不到千米,離市中心21千米。錢塘江從這里再拐三個彎,就入了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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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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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永禾走的時候沒有告訴潘志琪,因為這之前發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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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辟出第二個棚戶區后,蘇永禾很快收到城管說要拆除的消息,實際上最后的拆除是在四五個月之后。在棚子被拆除前,蘇永禾把它轉手出去,獲得6000塊錢。他拿出那份轉讓合同在鏡頭前攤開,忍不住咧嘴笑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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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志琪質疑蘇永禾的做法,蘇永禾于是擔心潘志琪找到他后向他要錢,直到一年后,潘才通過蘇的兒子聯系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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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無錫見到蘇永禾的時候,他年近70,堅硬的頭發和胡子已經開始發白。到了無錫后,他和陳琴妹“生活安定下來了,明顯不是那種漂泊的感覺”。他們進工廠去打工,每個月能攢下1600多塊錢。蘇永禾說,家里的祖墳因為建造高速公路要遷移,也許老屋也要拆遷,他說他想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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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蘇永禾回去,他將面臨他年輕時逃避的生活——長輩作主娶進門的妻子黃稻芬和三個孩子,“你還能回得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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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底,潘志琪決定跟著蘇永禾回貴州安順,蘇老家的村子坐落在幾座山之間,農田還在,開發的挖掘機已經開進來了,聲音跟24號大街上的機器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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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先到陳琴妹家,陳琴妹的父親和蘇永禾喝酒,責問:“你們這樣生活多少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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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幾年。”蘇永禾有點喝醉的樣子,坐在床沿上身體晃來晃去,像個鐘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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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看,這么些年了還是一無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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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不起啊。”他又在床邊晃,然后轉頭對沉默的陳琴妹說:“跟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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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他又一個人回家,妻子黃稻芬不同意蘇永禾把陳琴妹帶回家,她是個更“傳統”的女性,發髻挽在腦后,總是在家洗衣、做飯、打掃庭院,養育了子女以及子女的下一代。蘇永禾在和大女兒吃飯時爭吵起來“你這是要趕你爸爸滾,這里是我的衣胞之地,是我父母生我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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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衣胞之地?是嘞你的衣胞之地,這么多年你在外面租房子住,媽媽一個人把我們養大,你根本什么都沒有做……這么多年你在哪里,我跟你講我的底線就是,不準任何人欺負我媽,我可以容忍一切事情,你回家我們都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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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你歡迎?我還不想看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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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曉不曉得,‘子不教父之過’,都是你錯。因為你沒教好,我在成長學知識的時候你在哪里?你幫我開過一次家長會嗎?”大女兒一股腦兒地問出來,黃稻芬攔不住,大女兒在門外哭起來,“我跟你講你很虛偽,養不成你就明講我又不會怪你,說什么‘我在外面只想好好供你們讀書’。騙子,超大的騙子!你就是世界上最大的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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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爭吵頻繁,頻繁到潘志琪在屋子里聽到他們吵起來,仍能繼續寫其他片子的文案。“他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底線,”“這是很多農民工身上都會出現的一些問題,比如因為兩地分居,面臨的婚姻和子女教育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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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回,老蘇站在村子的小廣場上,剛下過雨,廣場濕漉漉的,墻上刷著12個大字:勞務輸出一人,脫貧致富一家。對于老蘇來說,好像不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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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這塊衣胞之地要造高速公路,城鎮化加速,村子不斷發展下去,這里也會變成老蘇不認識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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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志琪 ? ?圖 / 本刊記者 姜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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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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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待了幾天后,蘇永禾又走了,“她們逼我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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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回到無錫,住到了郊區。那個屋子原來是一家洗發店,蘇永禾和陳琴妹每年付兩三千塊錢住進去。在一次給潘志琪的電話中,蘇說“工廠給他一天降了十塊錢,他不愿意,可能要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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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既無法在城市生活中立足,也無法完全退回到鄉村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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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回家的時候,蘇永禾打算開養殖場,“不想在外面漂了,想回來發展點事業,孩子也大了,自己也老了。”他去鎮政府咨詢過畜產農戶補助費,但最終因為沒有滿足申請條件不了了之。他想養的是烏龜,“很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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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每換一個住處,蘇永禾都要在附近辟塊地種菜,作為“農村生活的保留”,或許土地還是能給他帶來安全感。有時候喝了酒,蘇永禾會拿出幾張照片來,那里頭是他三十多年打工時跟人家的合影,“一生當中就剩這么點東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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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個理想主義者。”潘志琪說,蘇永禾總覺得事情會解決,就像他的兩個女人一樣。去年冬天的時候潘志琪去看他們,屋子地上鋪了草皮,這是綠化工程替換下來的,紅色澡盆新買了一只,被蘇永禾塞在房梁上,盛著自己種的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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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志琪把剪輯好的紀錄片拿給蘇永禾看,蘇說,那給琴阿姨看看吧,她在醫院,中風了,也許能刺激她一下。陳琴妹中風厲害,醫療費花了兩萬多,因為沒有醫保所以不能報銷,“他們沒有這樣的意識”,而她和蘇永禾的養老保險也只有每人100塊錢一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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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琴妹看起來很累,半躺在醫院的床上,“她看原來生活的時候覺得挺有意思的,看他們自己開的餐館”,但是到了吵架那部分就累了,蘇永禾很快地把那部分拉過去,“不看了不看了。”后來陳琴妹告訴潘志琪,他們三個曾一起在昆明生活過一段時間,黃稻芬照看三個孩子,陳琴妹幫襯著蘇永禾掙錢,“然后現在小孩大了,她就要劃清界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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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永禾打算為陳琴妹在老家買一處房子,借錢裝修,等陳琴妹能夠自理,自己還是在外面打工,每年能夠省下三萬塊錢打回去。潘志琪問他為什么不和她一起回去呢?蘇反問他,你讓我回去吃土嗎?他也問過陳琴妹,陳琴妹依舊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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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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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永禾再次回到24號大街的時候是2016年春天,他要來看他的小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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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打工的時候,蘇永禾會把生活費寄回家,有一年春節還帶了一只手機給兒子,他希望兒子能考上大學,在落榜后還讓他復讀過一年,又落榜。于是兒子畢業后就出來打工,在他停留過的24號大街做汽車修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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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永禾下錯了地鐵站,在地鐵站琢磨了一會兒,出去換乘公交。24號大街道路寬闊,兩邊高樓變得密集,工人宿舍和荒草地被沿街的店鋪覆蓋,路燈上還掛著成串的紅燈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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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站在十字路口仰著脖子在樓群間辨認一會兒,往西一指:“南山網吧那里,以前我的飯店就在南山網吧那個位置。一、二、三、四,第五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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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出現在潘志琪鏡頭下的三組拍攝對象都走向了不同的人生方向:那對年輕的夫婦中,國強做過微商賣安化黑茶,又輾轉北上追趕下一個風口,他的妻子后來得了抑郁癥,崩潰失憶,留在家照顧孩子;三個女孩都長大成人,對著鏡頭開始變得靦腆,而父母依舊在頻繁地換工作;拿煙桿的中年男人已經攢夠了錢,回家蓋了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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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被拍攝者最終能不能回“家”,潘志琪不知道,“我們不用給他們下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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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冬天下午的采訪結束,我和潘志琪往中國傳媒大學口述館的路上走,晚上要展映他的紀錄片《二十四號大街》。那時候有消息傳來,這部片子入圍了當年金馬獎最佳紀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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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問他是否有所期待。他想了想說隨緣吧,“我們跟老蘇一樣啊,都不過是在壓縮成本,尋求發展。在各種不同的地方徒手搭棚子,只是我沒有賣掉我的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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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經說,“任何一部紀錄作品,都是導演與拍攝對象的互相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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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前,蘇永禾剛搬到24號大街的時候,有一個晚上他光著膀子坐在自己的飯館門口吃飯,琴坐在他旁邊。蘇永禾回憶起在外打工的三十多年,講:“回憶這個呢,躺在床上,枕頭一靠,眼睛一閉,就像看錄像一樣。人在世界上生存要想開一點。小潘,想開一點。能吃就吃點,能喝就喝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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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面上泛著油光,夾了一粒花生米放進嘴里,繼續講:“有機會能到全國各地周游一周,到老年的時候假如有機會,再回顧一下走過的地方,再第二次重游。完了,就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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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19 第12期 總第590期
出版時間:2019年0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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