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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樹洞救援團 社交網絡上的生命守門人

稿源: | 作者: 實習記者 朱圓 / 編輯 陳竹沁 日期: 2019-03-26

在社交網絡上,這座用AI立起的燈塔,和守護燈塔的自殺救援志愿者,希望用光照見水面上包裹著抑郁與絕望的黑色氣泡

這是社交媒體的世界,月明星稀,風平浪靜。一座燈塔矗立在暗礁之上,向四周持續投射微弱的白光。包裹著抑郁、絕望的黑色氣泡,不時在水面上出現,復又消失。剎那之間,它們的存在被一雙不知疲倦的眼睛照見。

晚上9點,一份特別的通報,在“樹洞行動救援群”里彈出——樹洞監控通報,日期:20181126;發布人:樹洞救援團樹洞行動機器人003號;自殺風險9級。監控到的內容為12點37分發自網名為“Ancoll”的人的約死信息。

“9級!約死信息!”張老師定睛一看,職業心理咨詢師的敏感讓她知道這是一個非常緊急的情況,如不立即干預,很可能會有更多人關注到這個約死的行為,更多的求死欲望會被激起。

張老師一邊拖住時間,一邊通知群里的志愿者,此起事件危險度極高。群內多名志愿者同時行動,迅速核查林婧所有的公開信息,住址、學校、年齡、點贊、關注好友。他們搜尋“Ancoll”所有的公開信息,一旦需要報警,就能及時提供全面信息。

在對話的過程中,張老師發現林婧遇到的是經濟上的困難。網貸借了很多錢還不起,家里準備賣房子替她還賬,她承受不住這種內疚感、無力感帶來的巨大壓力,想要拋棄生命。

張老師問林婧,“如果說你現在離開人世,還有沒有什么你放不下的人呢?” “我的父母。我感覺特別對不起他們……”

看到了一絲希望,張老師開始嘗試喚起她對父母的愛與責任,“你想過嗎?如果我們放棄了生命,爸爸媽媽從小把我們撫養到這么大,他們撫育我們的錢和債務相比,哪一個本錢更大?從經濟學上說咱們這做的是賠本買賣。再從親情的角度來說,我們真的從這個世界上離開了,父母可能還是要繼續償還債務,同時還要承受白發人送黑發人的悲痛,你覺得這么愛你的父母還能活多久?我們能不能好好估摸一下,該怎么去賺錢來還這筆錢,然后重新崛起啊?”林婧說,“不知道該怎么辦了,眼前的困難是最大的問題,無法應對……”

群內成員得知林婧的情況后火速接力,中科院的彭教授開始跟林婧討論實打實的解決方案:債務該怎么償還,怎么運作個人經營,怎么處理她面對的情況。

林婧逐漸意識到身上背負著的不僅僅是自己的生命,還有父母的希望,知道還有很多的辦法解決實際問題,同時有很多人在陪伴她、鼓勵她堅持,自殺的想法隨即淡去。她說,“有這么多陌生人在為我想辦法,鼓勵我,讓我看到事情其實沒那么糟糕。我得好好去面對這些問題,而不是再逃跑。謝謝這些溫暖的人。”

樹洞行動發起人黃智生與AI機器人004號 圖/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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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洞救援行動

2018年4月2日,在一個“醫學人工智能”微信群里,群主黃智生提出了“樹洞行動”創意:智能主體(又稱機器人)巡視社交媒體,發現高風險自殺傾向的人群,隨后組織人力實施救援。

三個多月后,7月25日,樹洞機器人正式上線。它的職責是從每天數以千計的信息中提取十條左右信息,即過濾掉99%以上的無關信息,從而極大減少人工干預的開銷。經過迭代更新,“樹洞機器人004號”于12月16日上線。

樹洞機器人采用了人工智能中的知識圖譜技術,從數據采集匯總、自殺風險分析到形成樹洞監控通報,都是全自動實現的。黃智生只需兩步操作:一是“喚醒”樹洞機器人004號;二是將樹洞監控通報復制到救援群。

樹洞行動發起人黃智生是荷蘭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教授。在抑郁癥及其人工智能創新技術方面,他帶領的研究組與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安定醫院已有長期合作。他同時還任首都醫科大學大腦保護高精尖中心抑郁癥人工智能創新團隊首席科學家、武漢科技大學大數據研究院副院長。“樹洞救援人工智能機器人的研發是我們三家合作努力的結果。”

黃智生擬定了一個自殺風險分級標準,分為0-10級,級別越高,自殺風險越高。例如6級是自殺已經在計劃中,自殺時間未明;7級是自殺方式已確定,自殺日期未明。最初的時候,他將機器人設置為從7級開始預警,“6級以上信息已經太多。”后來團隊人數不斷增多,同時,他們發現自殺風險在6級的人也很危險,在2018年10月左右,機器人的預警開始包括6級。

目前,樹洞機器人對自殺風險的判別準確率為82%。“但是,這并不構成真正的問題,因為是否要去救某一個人由救援團成員自己決定。他們還會對這些信息作進一步的判別。”

與樹洞行動相似,Facebook也于2017年推出人工智能預防自殺功能。黃智生解釋,不同之處在于“Facebook掌握了客戶的個人信息,所以,他們作自殺干預要比我們容易得多。我們采集的都是網絡公開數據,沒有涉及個人隱私。”

從樹洞救援團成立到現在,快一年了。一年前,黃智生沒有預想到會把樹洞救援做成現在這個樣子。剛開始的時候,只是想能救一個算一個。如今的樹洞行動救援團里,約有40名精神科專家和40名心理咨詢師,其他志愿者多為大學老師。

“樹洞行動最大的好處,是能及時發現一些抑郁癥患者,其中很多是沒來過醫院就診的自殺傾向患者,擴展了我們醫生的視野和范圍。抑郁癥病人都不來(醫院),你讓醫生怎么去發現?”安定醫院院長王剛說,“但是發現以后怎么辦?更重要的是形成救治的規范路徑,這需要人工智能、醫療、心理團隊密切協作。目前為止這塊還有很大提升空間。”

在多人同時進入緊急救援的過程中,黃智生會迅速地給救援者組建一個小組。樹洞救援團撰寫的網絡救援行動指南中寫著,“如果你覺得被救援者的情況比較復雜,需要更多的人一起來提供有效的幫助,或者是我們的救援團已經有多人同被救援者建立了聯系,需要協調多方的努力,你可以發起建立針對該被救助者的救援小組。救援小組一般由五個左右的人員組成。比較恰當的救援小組結構是有兩位精神健康方面的專家或醫生,和三位普通的救援志愿人員。”

在幾個月的時間里,救援小組需要同被救援者建立經常性的聯系,不斷進行心理疏導。樹洞行動救援團目前只有220人,無法應對每天發現的約十個對象的救援人力開銷。黃智生呼吁更多的志愿者投入到這個高科技支撐的公益事業之中。

“這將會成為一個產業。救人會成為一個職業。”對于樹洞行動的未來,黃智生躊躇滿志。為了提供完整的救助生態鏈,幫助被救援者自食其力,樹洞救援團形成了建立“醫學人工智能關愛中心”的構想。黃智生相信,網絡自殺救助活動將催生一個人工智能時代的新職業——網絡心理疏導師。

張老師從去年12月底正式加入救援工作,參與阻止了四起自殺事件,有兩起是集體性的。2019年3月11日,她告訴《南方人物周刊》記者,“前天又成功了一例,一共五例啦。”

“但凡能夠把自己自殺的想法和意愿,在公開的平臺上留下信息,說明這個人在呼救。”在張老師看來,絕望、迷茫的話語背后,傳達的不是求死欲,而是求生的本能。她將樹洞救援團定義為“希望能夠喚起自殺者心中更多的希望的一群人”。

她救助的一個男孩,如今是救援團一名待觀察的新志愿者。等到這名新人的情況穩定后,他將有機會參與到救援中去。

張老師回憶自己在與之相處的過程中的感觸,“一開始的時候覺得很惋惜,會有強烈的想要拉他回來的感受。當我聽到他說他小時候在學校里被各種各樣的人看不起,不被家長接受,甚至他父母之間也有一些問題,其實那時候涌起的感覺真的是特別心疼。我不知道其他孩子,或者是我自己在他那樣的情況下,能不能同他一樣強大,能夠站得住,不讓自己摔下去。所以那一瞬間真特別心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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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也只是成為別人眼中的一個事例而已”

2018年4月28日,正式救援團還未成立,醫學人工智能群成員曾救助過一個女孩。發現她想自殺,且說過“從來沒有人給我送過花”時,群里發動了一次捐款,委托女孩就讀學院的領導,每周給她送一次花。幾位成員還與她建立了緊密聯系,成為好朋友,和她談心。

這些努力只讓她多活了47天。在大家都認為她的狀態完全好轉的情況下,她決然離去,只留下錯愕一片。

龔慶悅是南京中醫藥大學醫學信息工程教研室的老師,曾在尋找女孩住址時,成功聯系了她的前男友。她對救援最終失敗的原因分析道,“她開始給我們回饋的信息里還是有點感激我們的,但她對生活沒有任何留戀了。都是人工智能組里的老師,我們可能都在心理方面經驗不足吧。”

這次救援的教訓刻在了黃智生心里,“如果發現被救援者有強烈的自殺企圖,一定要讓他們去接受系統治療。在這方面,許多家長并不能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雖然通過對大量抑郁癥自殺事例的宣傳教育和抑郁癥知識的普及,可能會緩解這方面的問題,但是,每位家長都會認為自己的孩子與別人的事例不一樣。等到他們獲得了個人的具體經驗以后,往往來不及了,那也只是成為別人眼中的一個事例而已。”

“這個女孩,我們為她聯系了當地挺好的醫院,跟醫生對接,還是沒去治療。”救援團成立以來,王剛只接診過兩個被救患者;在他從業的十幾年里,自殺悲劇亦不少,“因為抑郁癥自殺,實在是太可惜了。抑郁癥又不是絕癥,能治!即便不能做到完全消除抑郁,至少對大多數患者,能做到很大程度改善癥狀。”

陳皓是武漢職業技術學院的老師,他對人機聯合救援行動很感興趣,遂主動申請加入樹洞行動。關注約死群,亦屬于樹洞網絡監控的范圍。他潛伏到一個約死群做“臥底”,救下一名輕生者。

2019年1月6日,楊茜開始在群里不停地說話,帶著異樣的興奮,她說,今天見完了爺爺奶奶,要自殺,把藥啊酒啊,都準備了,要跳樓,今天就可以解脫了。爺爺奶奶從車站出來以后,她開始拍照,相當于在群里直播。陳皓馬上找她聊天,但一直被拒絕。

楊茜偷偷回到家之后,吞了安眠藥喝了酒。從樓上往樓下看的照片、家庭地址,陸續出現在自殺群上。“有了家庭地址,我就好辦了,我就趕緊報了警。”陳皓松了一口氣。警方到了以后,門沒開,最終采取強制手段入室,救起了徘徊在死亡邊緣的楊茜。

陳皓沒把這件事放在心上。等季度匯總救援情況時一看,才發現楊茜之前就有過輕生的嘗試,被救援團的其他成員阻止。

武漢協和醫院藥師胡琪參與了前次的救援。她承認,給這些有著決絕離世想法的患者問診或藥物咨詢,很難找到合適的時機。“我接觸的這些自殺者,多是藥物治療無效或合并嚴重的心理問題的人群,戒備心偏強。”

AI預警楊茜計劃元旦時自殺,胡琪等多位志愿者嘗試和她的家長聯系,家長一開始很排斥,后來通過她的一個朋友才取得一定信任。然而,得知楊茜可能在元旦時出問題,到跨年夜,家長依然把她一個人留在家里。

“(2018年)12月31日那天晚上,我們又通過她的一些親朋好友了解到她那天要行動,我們趕緊跟他家長聯系。家長說了一些類似‘我女兒如果自殺,首先要怪你們志愿者’的過激語言,后來還是趕回家了。”

“按照精神衛生法規定,患者是可以強制治療的,但是只有家長可以強制,救援團顯然不行,目前只能靠說服。”王剛說。中國在國家層面尚無《自殺救援法》等相關法律保障自殺干預行為的正當性與合法性。尋短見者奔著死亡而去,有的人遇到救援,反抗特別激烈,甚至弄傷趕赴實地救援的志愿者。胡琪因此常提醒志愿者,在救人的過程中,也要學會保護自己。

楊茜是重度抑郁癥患者,家長帶她就診,嘗試過多種藥物治療。胡琪認為家長并非排斥疾病,而是認識不足,不相信孩子真會采取惡性行動。

楊茜的父母教育方式強勢,規劃好了她的工作與生活路線,即使那非她所愿。她在父母面前反倒表現得比較乖,以致最親近的人看不透她心底的絕望。

抑郁癥自殺傾向者察覺自己的心境存在問題時,多會選擇將這些問題隱藏起來。龔慶悅碰到過一名被救援者,報警以后,警察找到她,周圍的人都認為她是正常的,她自己也不承認問題。可跟蹤她的信息卻發現,她一直在討論怎么死,并且說第二天要跳河。

出于保護被救援者的目的,樹洞救援團成員在講述他們的故事后,再三囑咐不要讓信息完全呈現在報道中。涉及抑郁癥、自殺、死亡,皆是“敏感話題”,仍然有諸多的諱莫如深,在中國尤甚。

與西方國家相比,中國自殺人群中有相當一部分為沖動自殺。但超過半數的自殺者與精神疾病有關。其中,抑郁癥是自殺危險性最高的精神障礙之一。

2015年全球疾病負擔研究表明,中國抑郁癥患病人數約為5400萬,患病率為4.2%。上海精神科醫生顏文偉曾估計:抑郁癥患者如果不予治療,約三分之一會自然恢復正常,大概需時半年到一年;另三分之一會反反復復,拖成慢性。

2019年3月3日,一名抑郁癥少年留下長篇遺書,從29樓縱身躍下,把自己永遠定格在了17歲的第一天。“在這兩年多時間里,我看起來就像一個正常人,誰也不知道,我血液中流淌著的噩夢般的基因正在體內猖獗。”

自殺當天早上,他看到父母的生日祝福,內心生起一絲感動和愧疚,但病痛早已將他的心撕得粉碎,“如果平常更能關心我,應該比生日祝福更有用吧。”得不到親人和同學的理解與愛,心理咨詢也無力回天,他只能在每日昏睡前,暗自琢磨人生的虛無和世界的險惡,再任由這些念頭將他恣意吞噬。

抑郁癥患者的世界,正如梅根·利·霍洛維茨《陰影之下》中的詩句描繪的,“生命空洞的心跳/在我逐漸地迷失自己時/在黑暗中越發虛弱/希望的言語在我腦海中回蕩/然而它們卻必然會消失/在抑郁濃重的霧里。”在疾病和情緒的雙向惡性循環下,他們“已經忘記了快樂、驚嘆、歡笑”,甚至“忘記了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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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AI,自殺防治

剛進入大學的本華與抑郁癥打了四年交道,她先求助于心理咨詢,自己進行調適,在察覺病情超出自己承受能力時,主動尋求醫學上的診治。

聽聞機器人在社交平臺抓取自殺信息,把輕生者交給救援團隊去介入干預的行動,她表示可以理解,但并不認同。“如果說是用AI,這樣一個冰冷的機器,把我抽出來,就像用一個冰冷的爪子去抓那些受傷者一樣,他們已經傷痕累累了,你就不要再抓他一爪子。”

有豆瓣網友發現,百度搜索自殺,撥打彈出來的自殺干預電話,聽筒中傳出的是“援助僅限于精神疾病”“自殺”“通話將被錄音”“監聽”“用于數據分析”……“這些字眼,對于一個抑郁的人,真的友好嗎?聽了大概30秒,這機器人的‘系統提示’語音還沒完,我就掛斷了。”處于絕境中的人,顯然傾向于聽到更有溫度的聲音。

然而,自北京回龍觀醫院開通第一條心理援助熱線算起,距今已17年,這些全國性或地區性的熱線大多依然面臨各種亟待解決的難題。

北京回龍觀醫院主任醫師、北京心理危機研究與干預中心副主任童永勝說,“這里面有一些實踐操作中的具體問題,比如當地財政支持,也有人力和技術方面的問題。”國家衛健委目前已委托回龍觀醫院給全國的此類熱線提供技術支持。“另一方面,(北京市心理援助)熱線可以面向全國提供服務,各地都撥打我們的號碼,導致我們這邊滿足不了大家的需求、各地的熱線號碼又似乎沒多少電話可接的尷尬。這是需要進一步理順的事情。”

本華將抑郁癥患者的狀態比作陷于深淵,雖然社會得托著患者,給患者一個力,但力度不能太大,不然就會把患者弄碎。“抑郁癥患者不是需要一個向上的拉力把她/他‘吊著’,那她/他上也不能下也不能,又是一種撕扯。本身他們內部就是分裂的,但現在外界也會撕扯,我覺得這就是加深了她/他的痛苦。”

曾經陷入深淵的她,也想過自殺。那時,她在網上搜索自殺辦法,看到第一條搜索結果,就是心理危機咨詢熱線,心頭微微一熱,“原來這個社會上是有人關心你的。”上面還寫著,“這個世界雖然不完美,但我們仍然可以療愈自己。”如今的本華,認清了那個總在追求“第一名”的完美主義的自己。當她走出高考的終極壓力圈,學會了接受和安撫內心的“小惡魔”。對于這個從未撥打過的心理危機咨詢熱線,她仍然感激。在她眼里,好的自殺預防就像一根繩,永遠在那里,耐心等待你伸出手。

童永勝直言,自殺是多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預防自殺也需要多種措施并舉。不是說識別出所有要自殺的人,然后提供干預,就是最好的措施。事實恰恰不是這樣。任何一種具體的措施,本身的效果有限甚至有些“微弱”。但是多種措施的聯合,就能發揮很大的作用。

在生與死的問題上,抑郁癥患者想得比任何人都多。痛苦之時,本華在腦海里演練過無數遍死亡,但仍有一個念頭使她立得住自己,“深淵會改變的,對于陷在深淵里出不來的人,它就像流沙一樣拖著你把你往下拉,你可能面臨死亡,但是當你熬過來了,你走出來了,深淵可以成為你心底的一個力量。”

自殺問題從古至今沒有標準答案。以“存在先于本質”的觀點而言,只要還活著,人的本質就有改變的可能。換言之,自殺預防和干預致力于確保人們得以繼續存在于世間,讓意圖自殺者有改變的機會和可能。

2017年,世界衛生組織心理危機預防研究與培訓合作中心主任、北京回龍觀醫院院長楊甫德在接受《生命時報》采訪時呼吁,應盡快出臺全國性的自殺預防計劃。“世衛組織和聯合國都要求成員國有國家層面的自殺預防計劃,但我國直到現在還沒有一整套國家的自殺預防體系。”

中國臺灣自殺率曾居高不下,被世衛組織認定為自殺高盛行區,自殺從1997年起連續13年位列島內民眾十大死因。2005年,臺灣的自殺防治中心成立,開始制定自殺防治策略。自2010年起,自殺已退出臺灣人十大死因。

中國臺灣的自殺防治策略分為三段:全面性、選擇性、指標性。

全面性自殺防治策略,面向的是全體民眾。例如基隆市政府推出農藥購買登記制度;基隆自殺防治中心印制了大量“不要跳樓”“生命誠可貴”貼紙,張貼在全市四層以上樓房的窗戶旁、電梯內及天臺。此舉曾經被人嘲笑,但基隆市政府不以為意,他們說,如果花上1000枚貼紙,能挽回一條生命,也是相當值得的。

選擇性自殺防治策略,針對的則為自殺高風險之特定族群及其照護提供者,“憂郁癥共同照護網”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許多抑郁癥患者會在一般診所出現,基層門診的醫療條件不足,患者無法得到很好的診治。“憂郁癥共同照護網”的目的便是為病情較輕的患者提供完整的階段性治療,由基層醫療與精神科團隊聯合照護。

“關懷及介入自殺企圖者的工作為指標性自殺防治策略的重點。”(引自《自殺關懷訪視員教育手冊》)各縣市政府委托醫院等單位承辦自殺防治中心,下設社區關懷訪視員。他們接到衛生局轉介的自殺企圖個案后,定期以電話、面談、家訪等方式安排訪視,評估個案狀態,提供三至六個月的關懷服務,并依個案需求,提供包括社會資源救助服務、醫療協助、輔導與心理支持、就業服務等資源轉介。2017年12月,臺灣衛生福利部、自殺防治學會、自殺防治中心出版了《自殺關懷訪視員教育手冊》,給予關懷訪視員規范的指導。

此外,社區心理衛生中心會提供社區、校園心理咨詢駐點,自殺防治中心會搜集分析自殺死亡者及高風險人群的資料。

樹洞行動給成員們的網絡救援行動指南,文件名里標注著“v0.97”,也就是第九個版本。結束語中,有這樣一段話,“正像我們總結樹洞行動2018年的結果中所發現的那樣,如果我們的樹洞行動推遲到2019年開始進行,大概有50條活生生的生命在2018年的最后五個月就可能失去了。”

而他們所做的,僅是抑郁癥自殺預防和干預中最嚴峻的一環。隱性的輕生者,仍在漫漫長夜中躲避著外界和內心的風雪。

(林婧、楊茜、本華等文中出現患者均為化名;如有意愿加入樹洞救援行動,可聯系黃智生[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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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19 第12期 總第590期
出版時間:2019年0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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